茅于轼先生是我尊敬的一位长者，也是一位坚定的信奉市场的学者。相信市场能够解决经济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是没错的，但如果以为市场是万能的，可以用市场手段去解决非经济、非市场或者具有明显外部性领域的问题，则可能碰鼻。茅于轼先生主张用涨价来解决铁路春运问题的看法在我看来就是这样。（2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
概括茅先生的观点，主要有两点：一是涨价可以解决“黄牛党”以及铁路“服务质量下降”等问题，二是不涨价使人们付出了额外的排队成本，而这一成本恐怕超过了涨价的那部分钱。但如果我们真按茅先生说的去做，问题能得到解决吗？我认为，还是解决不了。
这里先要搞清楚，铁路春运的问题本质是什么。它并不是票价过低，而是要在短短一个月内，把上亿旅客安全运抵目的地，其中主要是农民工。涨价固然可以解决黄牛党的到票问题，改善铁路服务，但在要把上亿的旅客运送出去这点上，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
因为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涨多少才合适？按照茅先生的说法，是把票价定在市场均衡水平上。一般而言，市场均衡价格可以用黑市价格来表示。因此，春运市场的火车票的均衡价格就是黄牛党的车票价格。假定黄牛党的票价比从正规渠道买的票价要贵一半，那么，一张200元左右的座票价格它的市场均衡价就是300元。如果铁路部门把票价提高到这个水平或再高一点，对有钱人影响不大，一般工薪族也还出得起，但是，对那些收入低下的穷人例如农民工来说，要他们来回在路上花600元，的确要掂量掂量。这样看来，可以减少对火车票的需求，分流乘火车的人。但事情也在于，穷人之所以穷，表现在他们可选择的替代工具实在有限，就现有的交通工具来说，只能去乘汽车，问题是，汽车也并不是一个好的交通工具，一是没有火车安全，二是汽车票本来就比火车票贵。如果穷人都弃火车而改坐汽车，在公路现有的运力下，涨价肯定是无疑的。这样一来，又把人们往铁路赶。在这种情况下，穷人只有一条路或者一种可替代的选择，就是不回家。
茅先生正是这么认为的。在他看来，春运票价上涨以后，穷人可能会选择在票价比较低的时候回去，也可能继续在工厂里工作。但茅先生显然忽略了中国人对过年的特殊需求。俗话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就此而言，春节不是一年中的其他时间段可以替代的。从经济学来看，如果把春节回家看做是一件商品的话，那么，在城市还没有准备全面接纳农民工之前，某种意义上，春节回家对多数农民工来说就是一件必需品。必需品是一种需求缺乏弹性的商品。也就是说，在一定的价格幅度内，它不会因为价格提高或降低所动。再加上现实的假期安排等因素，因此，不管涨价与否，人们要回家还是得回家。除非票价提高到穷人不可接受的程度，否则，在黄牛党票价以下的价格，都挡不住人们过年回家的需求。
价格杠杆之所以在春运市场基本失灵，原因在于，春运不简单是一个市场供求的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夹杂着亲情、传统，铁路本身的安全性，以及城乡收入差距与二元结构、地区发展差距等许多非市场、非经济的因素。正因为此，我国铁路也被设置成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市场运输主体，而还兼具为社会提供公共运输服务的职能。对此，茅先生其实也是很清楚的，他坦言票价的上调对穷人不利，因而要“想办法帮助穷人增加财富”。帮穷人致富当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但这是一个长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春运可是年年都要发生的。所以，在上述问题没解决前，要让穷人过年回得了家，还得实行低票价政策。这是没办法的事。至于黄牛党等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管理不善所致，即使是因低票价而起，也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