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经济学家普遍未能预见到本轮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很少反思经济学界的责任问题。这不利于解决经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因为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剧烈下滑，与经济学界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家未能预见到本次金融危机是有关联的。

笔者之所以提出此一问题，是因为看到了3月10日华夏时报的一则报道有所触发。该报道说，在两会政协委员的一次讨论中，来自企业界的一位委员扔出了一个“炸弹”：“主流经济学家的判断已经证明不行了，需要有一个民间独立的机构和他们进行质询，还要淘汰一部分经济学家。” 当时即引起在场多数委员的共鸣，对此，也是政协委员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小济坦言，“我承认我们是失败的。我在内部开会的时候，就说了很多伤人的话，我们重犯了98年就犯过的错误”。

为什么会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预测不准的错误呢？如果说第一次反错还情有可原，第二次反错就不应该了。有经济学者事后总结说，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是在全球化的新背景下发生的，有很多过往同类危机所没有的新特点、新现象，因此，中国经济学家对危机认识不清是不奇怪的，美国那么多经济学家也没能预见到危机。话虽如此，但并不能成为经济学界特别是那些重量级的政府经济智囊机构免责的理由。因为我们的问题严格说来不是预测不准，而是在次贷危机发生后乃至演变成局部的金融危机后，没有人告诉决策者危机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影响，需要提前预防。当时的经济学界仍充斥着一片乐观之声，认为中国经济不会受危机很大的冲击，以致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刻钟，政府还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双防”工作，还在不断地调高利率、准备金率。

大家知道，美国的次贷危机是在2007年三季度陆续出现的，进入2008年，危机的程度和速度都在加快，国际金融形势已开始发生变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流动性已经开始不足，但正如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善达后来总结的，经济学界并没有看到这一趋势，仍然认为国际流动性充足，还在争论宏观调控是不是要更加从紧，直到4月份后沿海很多中小企业受出口下降影响向中央反映情况，经济学界才有所警觉，但仍没有加以过多注意，后来中央领导相继到沿海等地企业调研，7月我们才把宏观调控的基调由“双防”改为“一保一控”，但就这样，某些学者兼官员还在坚持货币政策要以防通账为主，并继续上调准备金率。一直到9月，美国的“两房”危机爆发和雷曼兄弟破产，世界供求关系发生逆转，大宗商品暴跌，才彻底惊醒了中国的经济学界，并扭转了宏观调控的方向，但此时已晚，沿海的中小企业基本上被危机打得爬下了。

上述分析可知，中国当前严重的经济下滑虽然是由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但我们的应对失误也加重了衰退的程度。对此，经济学界是要负相当大责任的，因为正是他们误导了宏观调控部门。

是什么原因导致经济学界在这次金融危机的预测中几乎集体沉没？要知道，中国的经济研究机构和经济专家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里是最多的。我想，除了水平问题外，与研究者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机构本身的性质有关。经济研究不但是一种理论研究，更是一种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就需要调查，掌握真实情况，而不仅仅依靠注水的数据，但正如前述政协委员讨论中所形成的共识一样，我们的很多学者都是教科书思维，照本宣科，没有深入实际，或者都是摸着领导的脾气做研究。如果经济研究只是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理论和数学模型去套中国的问题，不去剖析、研究和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不去深入实际做调查，是很难得出经济的真相的，基于此而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也就必然牛头不对马嘴。

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研究机构和专家虽多，但基本是官办的，是官方专家。官办研究机构的一个最大弊端，是研究者往往按领导的意图从事经济和对策研究，这实际上就等于为研究预设了一个前提，无疑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客观和公正。

因此，要尽量减少官办研究机构可能出现的偏差，提高预测的准确性，就必须发展一定数量的民间研究机构与其互补。民间研究机构由于与政府纯粹是一种买卖关系，他们就可能更基于事情本身而得出结论，提供政策建议，而不去曲意迎逢领导。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民营经济发展得很快，目前所提供的经济比重已占国民经济的2/3。但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民营研究机构与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地位非常不相称，各类研究基本被官方垄断。此种现象必须改变，我们应该从政策上为民间研究机构松绑，并着力畅通民间机构和决策层的沟通渠道。

最新的经济形势表明，中国反危机之路还很艰巨。提出经济学界的责任问题，并不是要追究哪个人的具体责任，而是要我们引以为戒，提高经济研究的质量，从更高的视野，更历史地看问题，从而做到研究更有预见性和前瞻性，避免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