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邓玉娇案看公民权利诉求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社会发生的几起事件——“罗彩霞案”、“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等——引发了严重的官民对立。尤其是在后一起案件中，邓玉娇这名弱女子因不堪被三个索要“特殊服务”的基层官员的凌辱，愤而用一把修脚刀手刃官员的举动，被不少网民喻为替天行道的“抗暴英雄”，另一个“杨佳”。而被刺死的官员却几乎没得到公众半点的同情。这种反差的背后凸显中国社会正在加速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阶层——以官员为代表的权势阶层和以底层民众为主的弱势阶层。

邓玉娇身处风月场中，却能做到洁身自好，并能不畏侮辱和强暴，愤起反抗，被网民们视为是对目前流行的笑贫不笑娼、自我堕落的社会道德的一计棒喝；另外，这起案件也再次唤起人们对一些官员贪污腐化、欺压底层民众的集体记忆。此前，媒体刚爆出贵州习水县官员集体嫖幼女案、四川宜宾国税局长买处案等，官员把手伸向未成年少女的丑行，已令官员这个群体在民众中的形象，差不多成为丑陋的化身。因此，“邓玉娇案”被网民赋予了极强的象征意味——一边是拥有政治权力、性权力、金钱权力等强权的官僚，一边是被侮辱、被压迫、被剥削的底层民众。这种二元对立的图景或印象已植根于公众的潜意识中，且得到现实强有力的支持。

上述鲜明的二元对立图景说明权势阶层与底层民众的矛盾和对立已经到了一种剑拔弩张的地步，而这种紧张的关系只有在一个社会处于断裂中才会产生。事实上，最近几年，社会学家频频用“断裂”一词来概括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在各种断裂关系中，官民对立，特别是基层官员与基层百姓的对立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现象。这种情况的出现，正如一些学者所说，根源在于基层政府非但不能代表和保护人民的利益，政府本身反而成了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胁和非正义的制造者。而这又是由于改革过程中的金钱主义全面有效地取代了传统的道德主义，使得基层政权高度非道德化或者道德虚无化，因而，一旦执政的道德解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制约地方官员的行为，所以才出现父母官欺压人民、强暴民女的事情。

不管此种解释是否准确，现在相当多基层政府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存在无政府或非正义状态。当政府不能善待治下的民众，不能有效保护民众的基本权利甚而侵犯他们的生存空间时，政府和民众之间的鸿沟就会不断扩大，特别是当双方彼此缺乏信任、无法相互包容的时候，任何一件小事都会被放大，并被无限上纲。在邓玉娇一案中，正是死者政府招商办主任的官员身份，使得人们丧失了对他的基本同情。

官民对立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一系列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的必然结果。改革30年来，由于中国在推进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并没有真正地约束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没有真正地赋权于民，致使民众的各种权益在发展的名义下受到严重侵害，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背负了制度与结构变迁的代价，他们被排斥在应该享有改革与发展成果的群体之外，成为一个沉默的无希望的群体。

因此，要弥合断裂的社会，修复恶化的官民对立关系，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将公民的政治权利还给人民。市场经济不是一个可以孤立存在的制度，从市场经济比较完善的国家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需要种种政治社会的制度安排来和它配套，其中最主要的是公民要有政治权利，即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结社权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因为，如果公民在上层建筑领域所享有的政治权利缺失，就无法对其在经济基础领域所享有的社会和经济权利，提供相应的保障。

随着互联网日益深入地界入公众的日常生活，人们的权利生长方式也正在发生变化，他们不再被动等待执政者赋予自己权利，而是主动去争取本属于自身的权利。但对于这种变化，执政者尤其是基层执政者，普遍处于一种不自觉状态，还习惯用管制的方式粗暴对待底层民众的权利要求。现在看来，指望基层政府进行自我转型很难，因为基层政府的知识水平和利益结构决定了其不可能或无力进行自我转型，因此，高层特别是中央就必须以强大的行政力推动他们去转型，以化解官民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

总之，民众已愈来愈无法容忍官员的各种特权了，如果不规范和限制政府的权力，不将官员赶到权力的笼子里去，那么，等待我们这个社会的很可能是更多修脚刀的出现。好在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民众权利缺席的严重性，前不久颁发了2009年至2012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问题是如何使之得到真正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