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有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制度尊重

上周五，凤凰卫视请我、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刘吉以及另一位嘉宾做节目，讨论中国未来30年的前景问题。之所以选择这一主题，主要是刘吉先生前不久在天津大学做了一个有关“中国未来30年三种前景”的演讲。刘吉此文的基本观点是，未来30年中国最有可能出现三种前景：一是沿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方向前进；二是“左”派上台；三是右派得胜。第一种前景实现的概率大约是90%，后两种各为5%。

我们的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刘吉所谓的第二种，即中国目前的“左”派问题。刘认为，“左”派太猖狂，他们利用网络和舆论，放肆地攻击改革开放。而现在的舆论导向也有问题，不宣传改革开放的成绩，尽宣传一些不好的东西，被“左”派所利用。因此，他开出的药方是，社会要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网络要多宣扬正面的东西，不能跟着“左”派跑，要为改革服务。

坦率地说，我不赞成刘老先生的意见。他的“错误”之处在于，企图用舆论引导来使得社会“被和谐”。我们当然应该为改革开放创造一个好的网络和舆论环境，事实上主流媒体的主要工作就是做此事，但为什么“左”派还有市场呢？这才是事情的关键所在。不去解决现实中让普通百姓忧心的问题，或者根本就否认这些问题的存在，而只想着如何让舆论引导人们的思想——虽然在目前这也很必要——或许在网络上能看到一片歌舞升平，“左”派也不能发音，但问题却不会因为“引导”而自动消失。

对“左”提出的那套改造社会的方略，老实说，我也是反对的，我想“左派”也未必从心底里认为他们的那套行得通。但它之所以还能吸引社会的相当一部分人的注意和认同，根源就在于他们打着“公正”的旗号。而“不公”正是当下最大的社会问题，即使被“左”派批判的一些学者，如吴敬琏等，也坦然地承认这一问题。但恰恰在这一点上，刘吉的看法不仅与包括“左”派在内的社会多数人的感觉截然相反，甚至也与他同一阵营的一些学者不一致。刘向来否认社会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也不认同社会在医疗、上学、住房上的所谓“新三座大山”的说法。用什么词来形容社会不公当然可以斟酌，但目前人们之所以选择这些词，表明它所反映的问题的确积累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地步，从而代表了社会的一种情绪和共识。换言之，不是因为这些用词使人们觉得问题严重，而首先是问题的存在且让人感觉严重，才会用这些词来描绘。从这个角度说，否认这些词，实际上就是在否认问题本身，或至少认为它们还不严重。因此，如果连大多数人都觉得严峻的问题视而不见，所谓的舆论引导还能起什么作用？只能是粉饰太平。

而在各种“不公”中，我认为最严重的还不是贫富分化，而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不公。前者是现象，后者才是本质。也即先有权利的不平等、不公平，才会出现起点和机会的不平等，进而产生收入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及其他一系列不公平。中国改革之所以在30年能够展开和突破，关键在于把被计划体制所剥夺的民众的致富权力和自由还给了他们，而目前我们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也是因为少数人拥有超越于法律的特权，多数人的民主权利得不到满足之故。

所以，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我们应该建立起基本的法治构架，赋予并保障民众的自由和民主权利。这就需要我们做出适当的制度安排，来抑制特殊利益集团，限制政府权力，建立起一个更加自由、公平的市场和社会环境。做到了这一点，社会自会充分释放创造财富的潜力和激情，而无须担心“左”或右谁上台的问题。